[案情]原告李某、被告刘某经人介绍后相识恋爱。1993年2月，双方办理登记结婚手续后即以夫妻名义一同生活，同年生育一子。原、被告结婚以后夫妻关系一度还可以。1996年6月起，因为刘某常常在外参与赌博，为此夫妻双方产生矛盾。同年12月，李某发现刘某出轨，夫妻间遂发生争吵。刘某作出书面保证，承诺此后不再与第三者往来，并请求李某谅解。2001年9月26日，刘某因驾驶摩托车发生车祸跌伤致残。在刘某住院治疗期间，李某查阅刘某1998年、1999年的日记时，发现刘某又有作风不轨行为，遂引起夫妻矛盾激化。2002年3月12日，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，需要与刘某离婚。经刘某申请，法医对其劳动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作出鉴别结论：“被鉴别人刘某颅内血肿术后、脑外伤后综合症诊断成立，现在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。”法院经审理，判决驳回李某需要离婚的诉讼请求。之后，刘某被接回其爸爸妈妈处居住，双方分居生活到今天，互不履行夫妻义务。2003年7月29日，李某第三起诉需要与刘某离婚。被告刘某辩称，我目前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，无经济来源、生活困难，故李某应当依法给予我经济帮助。[争议]在法院审理过程中，对李某与刘某离婚与所生一子的抚育等问题均无争议，但对李某是不是应当给予刘某经济帮助却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建议：第一种建议觉得，李某与刘某婚姻基础及结婚以后较长期夫妻感情较好，但刘某不珍惜夫妻感情，先后有赌博、外遇等不好的行为，导致夫妻感情渐渐淡漠。期间，刘某作出书面保证后，李某曾给予谅解，但刘某仍未能改正，继续与异性维持不正当关系，给李某心灵导致了伤害，夫妻感情渐渐恶化。导致双方夫妻感情彻底破裂的责任完全在于刘某。刘某虽因车祸致残，现在无经济收入，但鉴于其有重大过错，故对于其需要李某给予经济帮助的倡导不予支持。第二种建议觉得，刘某虽然有重大过错，但因为刘某现在无生活自理能力，且无经济来源，生活困难，因此，为了可以妥善安置其生活，依据国内婚姻法的有关规定，应由李某酌情给予刘某肯定的经济帮助，数额则应当结合李某个人的给付能力、当地平均生活质量等原因综合考虑，酌情确定。[评析]《中国婚姻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夫妻离婚时，如一方生活困难，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合帮助。具体方法由双方协议；协议不成时，由人民法院判决。可见，在夫妻离婚时，假如一方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，那样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合的经济帮助，而且可以采取双方协商的方法。在协商不成时则由人民法院判决。结合本案案情，刘某确已丧失劳动能力，又无经济来源，显然符合生活困难这一标准，因此，李某应当依法给予刘某适合帮助。当然，假如李某有个人财产，则应当第一考虑以其个财产给予刘某适合帮助。在没个人财产时，可以采取资金给付的方法。换言之，第二种看法是可取的。而第一种看法事实上将离婚过错责任运用到了一方生活困难时，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合帮助的场所，故有失偏颇。[余论]因为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，因此在审判实践中给了法官肯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权。主要表目前：依据法条规定，一方生活困难，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帮助，但在诉讼过程中，除双方达成共识的外，法院几乎都一律采取判决资金给付的方法。笔者觉得，这种做法虽然与该法条的立法原意存在矛盾，但具备肯定的合理性。理由是，依据该法条的规定，从字义上剖析，应当说很明显，给予或者说提供帮助的一方需要是以其个人财产进行，如是个人的住房、汽车、家用电器，等等，而不止是资金。缘由非常简单，资金（货币）是一种特殊的类型物，依据“货币占有与所有一致”原则，结婚以后获得的资金都是夫妻一同财产（约定财产制不在此例），当然，是婚姻法第十八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五）项规定情形中的资金，而且有有关证据证明的也应当除外。除此之外，因为给予帮助并不是是当事人的法概念务，更多地含有扶危济困的道德内容，加之帮助只能是“适合”的帮忙，而有的个人财产比如住房、汽车等不适合采取作价拍卖、变卖形式转化为资金，因此，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笼统地规定“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合帮助”在实践中并不拥有操作性。而采取资金给付的办法，则既能够弥补立法的不足，也可以使法官处置此类案件时有明确、具体的依据，从而有效促进立法与司法的统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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